臺灣地區“九合一”選舉結果揭曉
新華社臺北11月26日電（記者黃揚）臺灣地區基層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于26日進行投票，選舉產生縣市長、議員以及鄉鎮長、村里長等。據臺灣當局選務主
■當下，上海集聚了1400余家生物醫藥企業，公共專業服務平臺達100多個。據悉，今年起的三年內，上海將逐步開工建設生物醫藥標準廠房達500萬平方米
■近十年來，有146個創新藥由國內企業研發上市，占全球上市創新藥的15%，在研創新藥占全球的33%，僅次于美國
記者從和黃醫藥獲悉，11月9日在美國獲批進入當地醫藥市場的呋喹替尼，在48小時內就開出首張處方，成為首個在海外開出處方的上海原創新藥。這是最近十多年美國批準的第一個用于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的小分子藥物。
就在上個月，另一家上海企業君實生物研發的特瑞普利單抗，成為我國首個在美國獲批上市的自研自產創新生物藥，填補了美國鼻咽癌的治療空白。
近十年來，有146個創新藥由國內企業研發上市，占全球上市創新藥的15%，在研創新藥占全球的33%，僅次于美國。
上海原創新藥接連揚帆“出海”，進入國外醫藥市場，究竟有何意義？這對于上海乃至國內其他藥企的“出海”之路，有何啟示？
做仿制藥還是創新藥
2007年，和黃醫藥首席執行官兼首席科學官蘇慰國，在上海張江一家咖啡廳的餐巾紙上，畫下了呋喹替尼最初的小分子結構。當時的張江乃至中國，從事新藥研發的企業可謂鳳毛麟角，甚至鮮有人去談論創新藥，仿制藥才是主流。
這也不難理解。一個新藥平均需要長達十年、多達十億美元的投入，且“九死一生”。做仿制藥還是創新藥？
和黃醫藥選擇了后者，因為仿制藥只能在國外原研藥專利失效后做，這樣我國患者就無法第一時間用上新藥。
君實生物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PD（程序性死亡因子）-1及其作用機制的發現，堪稱人類抗癌史上的重要事件，2006年國外開始啟動PD-1臨床試驗，這些觸發了幾位年輕科學家的念頭——我們為什么不能做中國人自己的抗體新藥？2012年他們在“張江藥谷”孵化器一個不到300平方米的租賃空間成立了君實生物，并很快在美國也建立了研發中心。
兩家企業的選擇為“出海”埋下了伏筆。因為在美國醫藥市場上市，首要的是能夠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有差異化的創新藥有著仿制藥無可比擬的優勢。如今，和黃醫藥的研發人員占比超過60%，居中國創新藥企榜首。君實生物的研發團隊也有上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兩家企業都受惠于2008年我國啟動實施的“重大新藥創制”專項。這也撬動了大量社會資本對中國創新藥的關注。
“造船出海”還是“借船出海”
“‘出海’過去只是一個選擇項，但現在是一個必選項，是中國創新藥企業未來的突圍方向。”今年9月，普華永道中國醫藥醫療行業主管合伙人徐佳在“中國自主創新藥的出海探索”論壇上說。
“造船出海”還是“借船出海”？
“起初我們是‘造船出海’，前兩年嘗試在美國建立臨床和銷售團隊，但后來判斷，短期內我們更適合‘借船出海’。”和黃醫藥資深副總裁崔昳昤說，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標準和國內有差異，商業化團隊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掌握當地的準入政策，也需要了解美國的醫院和醫保體系，“我們的優勢在研發，把自己的優勢和別人的優勢結合起來，才能把這個創新藥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是兩種互補的模式，風險不一樣。自己‘造船’風險更大，收益也更大；‘借船’需要合作，利益共享，但風險相對更低。”蘇慰國說。
正是因為這一策略的調整，今年初，和黃醫藥與總部位于日本的武田制藥達成呋喹替尼在中國以外地區開發及商業化的許可協議，首付款4億美元，總額高達11.3億美元，刷新中國小分子新藥許可協議紀錄。
君實生物選擇的也是“借船出海”。在君實生物首席執行官李寧看來，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依托其在當地的臨床研發和商業化優勢，將提升“出海”效率，擴大藥物可及的區域。“當企業‘出海’的產品不斷增加，且在同步擴充海外研發和商業化團隊，將更加具備‘造船出海’的條件。”
無論“造船”還是“借船”，重要的是務實與靈活。
研發？生產？還是生態？
君實生物副總經理張卓兵，見證了企業從“張江藥谷”一間實驗室成長為一家全產業鏈運營集團。“張江藥谷”作為國內最早的國家級生物醫藥孵化器，不僅為初創的君實生物提供了物理空間，還為新藥研發提供了各種公共服務平臺。
當下，上海集聚了1400余家生物醫藥企業，公共專業服務平臺達100多個。據悉，今年起的三年內，上海將逐步開工建設生物醫藥標準廠房達500萬平方米。
對于企業來說，他們看中上海的是研發優勢，還是生產空間，抑或是各種要素糅合在一起的生態？
蘇慰國曾在多個場合說過，呋喹替尼成為“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下上海首個試點品種，使其提前三年順利上市銷售。以往，我國藥品注冊與生產被“捆綁”在一起。“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這一制度，允許和黃醫藥在沒有自己生產基地的情況下，委托其他企業生產藥品。
“一直以來，創新藥很難進醫院，全國創新藥的進院率只有20%—25%。上海率先推出了‘新優藥械’目錄，創新藥一旦進入醫保，就能以最快速度到達患者手中，許多藥企都非常羨慕我們。”崔昳昤說，政策和環境對于創新藥企業而言就像“風向標”和“水土”，呋喹替尼從研發到上市都得到了上海的政策推動，“和黃醫藥在張江21年了，這里就是做創新藥最好的地方。”更讓崔昳昤感慨的是，在尚無一個藥品“出海”的情況下，上海就已制定前瞻性的扶持政策，鼓勵“出海”。
這不是偶然，要讓更多中國創新藥躋身國際賽道，除了企業自身的努力，良好的創新生態必不可少。（記者 黃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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