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管炎和食道炎的區別
食管炎和食道炎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述，均指食管黏膜的炎癥反應，臨床中無本質區別。食管與食道在解剖學上為同一器官的兩種命名方式，前者為醫學專業術語，后者為日常通
被炒至「天價」的輝瑞P藥，卻因療效存疑？
文|螳螂觀察
作者|西澤
兔年春節的團圓氣氛正濃，但返程之后可能到來的新一波疫情高峰，仍令人憂心。
好消息是，國產新冠藥已取得了重大進展。春節前，阿茲夫定片、清肺排毒顆粒等2個藥品通過談判降價，已被正式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
其中，阿茲夫定醫保價格為11.58元/片/3mg，阿茲夫定治療新冠以1mg規格為主，根據藥物差比規則，1mg價格相應下調至4.99元/片，意味著阿茲夫定醫保支付價格降降至175元/瓶左右。
不過與之相對的，是仍然維持在高價的另一款新冠藥——輝瑞的Paxlovid。
此前在2023年摩根大通（JPM）醫療保健大會上，輝瑞首席執行官 Albert Bourla曾明確表示，“4月后，除非有變化讓我們重新回到談判桌上，我們會繼續在中國走自費市場。”
這意味著，輝瑞P藥將極大可能維持高價在國內市場流通。
作為認知度較高的新冠小分子藥物之一，縱是高價，亦不會缺人購買。但高價之外，藥物聯用禁忌多、復陽比例相對較高、產能跟不上需求，也成了輝瑞P藥亟需解決的爭議。
阿茲夫定被納入醫保與輝瑞P藥堅持不降價形成鮮明對比，后者動輒1800多元甚至被炒至上萬元的價格，顯然已經算得上是天價新冠藥。
而這樣的高價，對占我國總人口比重并不低的農民群體來說，基本等同于“吃藥無望”、“續藥無望”。某種程度上，輝瑞相當于主動“放棄”了中國市場。
當然，早已將高收入國家納入“供應優先級”的輝瑞，并不擔心自己會因此損失過大。畢竟，自輝瑞P藥的治療效果被業內認可以來，P藥已經為輝瑞的總營收帶去了明顯貢獻。
數據顯示，2022年的前三季度，P藥為輝瑞帶來了170.8億美元的營收，占到總營收的22％。結合疫情極可能反彈的現狀，P藥未來在輝瑞總營收中的比重，仍有望繼續上升。
作為一家企業，輝瑞想賺取高利潤的做法并無不妥。但作為一家藥企，卻很難不去考慮旗下藥品的可及性問題。
而輝瑞按照國民收入水平分級定價的做法，已將中低收入國家的藥品可及性排除在外。
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在2022年11月的一篇報告中指出，2022年生產的Paxlovid，只有約1/4流入中低收入國家。世衛組織駐索馬里的代表也曾透露，擁有1700萬人口的索馬里，共獲得了約300盒Paxlovid。
一邊是輝瑞依靠P藥持續盆滿缽滿，一邊卻是部分中低收入國家的用藥緊張。在可及性與高利潤之間，輝瑞的選擇已昭然若揭。
眾所周知，作為藥企，提高產品的可及性是其共識性的社會責任。尤其隨著國內外逐步放開，普通民眾更需要具備明顯療效的藥，以備不時之需。
不可否認的是，在提高P藥的可及性方面，輝瑞也的確表現出了相對主動的態度。
早在去年4月，輝瑞就宣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在2022年向中低收入國家提供400萬個療程的Paxlovid。隨后的9月，輝瑞又與全球基金合作，為中低收入國家提供600萬個療程的Paxlovid。
甚至權威的ESG評級機構MSCI，也給與輝瑞A級評分（中等偏上），并認為輝瑞在“醫療可及性”議題上做到了行業領先的水平。
在藥品供應上，優先供應高收入國家，以賺取高利潤的做法，依然間接導致了部分中低收入國家民眾的“買藥難”問題。而這，也違背了輝瑞作為一家藥企的初心。
全球兩大公益性組織樂施會和人民疫苗聯盟在一項調研發現，輝瑞將P藥主要賣給富裕的國家。盡管中低收入國家占世界人口的 84%，但僅獲得了26%的P藥，剩余74%的P藥，流向了高收入國家。
更重要的是，定價已然到達天價的輝瑞P藥，依然存在一些難以忽視的弱點：
其一，P藥的藥物聯用禁忌較多，對本就有基礎病的老人來說，風險較大；
自去年年底疫情放開以來，國內那些有基礎病的老人，因抵抗力相對薄弱，成了更快轉為重癥的那批人。而P藥盡管對治療新冠有療效，卻有諸多藥物聯用禁忌。對日常必須攝入其他藥物的老人來說，這并不是個好消息。
關于P藥的藥物聯用禁忌，并非空穴來風，不少期刊和業內專家都表現出了同樣的擔憂。
《大西洋月刊》上提及的關于部分美國人不接受P藥的理由里，其中有一項就是“藥物相互影響”。官方的COVID治療指南警告說，當抗病毒藥物與其他100多種藥物中的任何一種結合使用時，可能會產生不良影響。特別是老年病人在接受Paxlovid治療時，可能需要調整他們的日常服藥計劃。
國內也有專家注意到了這一點。北京佑安醫院感染綜合科主任醫師李侗曾書面回復《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Paxlovid的注意事項主要是和很多藥物存在沖突，需要告知醫生平時用藥情況，由醫生評估是否可以使用Paxlovid，基礎用藥可能需要先調整。
關于究竟與何種藥物產生沖突，紅星新聞此前發布的一篇文章表示，有媒體曝出，這款口服藥與一些廣泛使用的處方藥物存在嚴重沖突，混合服用可能產生嚴重或危及生命的不良反應，這些處方藥包括抗癲癇藥物、降血脂藥物和抗抑郁藥等。
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組織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療專家共識》中就明確列出了數十款與Paxlovid相互作用的藥物。
其二，P藥的復陽比例相對較高，在定價本就高昂的情況下，易花冤枉錢；
如前所述，縱使P藥不進醫保，一二線城市有經濟條件的家庭可能依然會選擇購買，盡管這將是一筆不小的用藥支出。但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建立在P藥確實有效，且服用頻次并不高的前提下。
但從目前已公布的部分研究來看，定價本就高昂的P藥，復陽比例也較高。這將有可能導致普通民眾花冤枉錢。
早在去年4月，Boston Globe就報道過P藥的復陽事件，報道顯示，“許多服用P藥的人，在完成五天的療程后，感覺好多了，在家快速檢測結果呈陰性，幾天后又檢測出陽性。”
知名華裔病毒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何大一的親身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
他表示，自己感染新冠后，使用了Paxlovid一個療程就迅速轉陰。但在感染后的第十天，卻再次出現了類似的新冠癥狀。隨后，他對自己的病毒進行了測序，發現自己兩次感染的是同一個毒株。他認為，可能是病毒逃逸了Paxlovid的治療。
而且，需要正視的事實是，已公布的P藥預防有效率，與大眾普遍定義的有效率存在出入。
“藥物流行病學學會學生分會”公眾號發布的一篇報道顯示，“89%預防重癥有效率”是一個被自媒體廣泛傳播的標題，若按臨床試驗中的有效性評價，P藥相對安慰劑預防重癥的絕對有效率其實只有5%，也就是100個人里面，只有5個預防了進入重癥階段。
其三，P藥當前的產能跟不上需求，那些收入本就不高的國人，買到的概率極低。
相較藥物本身的療效問題，產能跟不上需求，可能是當下的輝瑞更“頭疼”的問題。
就P藥擴大產能的話題，輝瑞高管曾表示，他們當前沒有時間為了生產Paxlovid單獨建廠。藥品的化學反應需要幾天才能在可控的溫度和壓力下發生，完成最初的構建模塊就需要三個月。除此之外，還要算上藥物主要成分制造、藥物包裝加上運輸和質量檢測的時間。這個周期即使縮短后，仍需要7個月左右的時間。
產能提不上去，就意味著P藥無法供應給更多的國家。根據輝瑞CEO艾伯樂對外發布的數字，2022年公司預計生產1.2億個療程的Paxlovid。在優先供應高收入國家的前提下，這點產量顯然遠不夠全世界分。當然，就更別說那些收入本就不高的國人了。
綜上可見，在“可及性”和“高利潤”里作出抉擇的輝瑞，仍不得不面臨市場的諸多考量。
基于目前暫時無法預估輝瑞P藥在4月以后的市場價，對有緊急用藥需求的民眾來說，與其繼續等待，不如將目光轉向量大價優的國產新冠藥。
實際上，我國在研的新冠小分子藥物并不少。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國產新冠小分子藥物，除了已經獲有條件批準上市的阿茲夫定片，還有至少13款在研。其中進展較快的藥品，包括君實生物的VV116、南京先聲藥業的SIM0417、廣東眾生藥業的RAY1216等。
當然，目前最能作為替代的，還是阿茲夫定，不管是衛健委發布的第十版診療方案，還是前文提到的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組織發布的專家共識，推薦使用的新冠抗病毒小分子藥物，除了Paxlovid，就有國產的阿茲夫定。
從專家共識中可以看到，阿茲夫定可以用于中型感染和居家患者抗原或核算檢查陽性后，有疾病進展的高風險因素組合，適用人群更廣，同時，臨床研究也證明阿茲夫定藥物間相互作用少，有較好的安全性。
為了縮短等待時間，國內的藥企們也正厲兵秣馬，讓民眾能盡快購買到相關藥品。譬如先聲藥業的先諾欣，預計很快能夠上市。
總得來說，與輝瑞P藥未來尚且未知的市場售價，以及未來極可能因產能問題造成購買困難相比，藥品可及性更高、售價更親民的國產新冠藥，才能幫助到更多國人，也更可能成為國人在購買新冠藥時的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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