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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商朝、周朝，這三個奴隸制王朝（從生產上來講，是奴隸制，從統治上講有分封制，天子繼承是封建世襲制）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小學估計都學到了。三個王朝不同的名字，為了爭權奪位也進行了殊死的戰爭，可他們卻是在上演著兩場自家兄弟的窩里斗。
夏朝是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形式的國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是夏朝是夏啟建立的，但按照子承父業人倫綱常來講，那夏禹才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眾所周知，堯、舜、禹三位部落聯盟首領是禪讓制，夏禹臨死之前也采取了前兩任的辦法進行禪讓制，《史記》記載，夏禹禪讓給伯夷，伯夷也跟他的前三任一樣，去了很遠的地方躲起來，為的是做做樣子，讓天下人都去主動找他，求他承部落聯盟首領，但筆譯的算盤還是打錯了，他沒有他前三任的功績，因此天下人以及各諸侯沒幾個去找他，相反的都去了夏禹的兒子夏啟那里。于是，戰爭自然而然的到來，是夏啟想自己繼承部落首領，還是伯夷有私心，這些都無從考究，但戰爭是存在的，夏啟如愿以償的消滅了伯夷，當上了天子，開始了封建世襲制。啟之子太康也治國無方，當政期間更是戰亂紛紛，最后被東夷族有窮氏的后羿奪取了統治權，史稱“太康失國”。后羿與太康相同，也是一個無能的統治者，終日沉溺于游獵之中，將政事完全交與寒浞手中。寒浞掌權后，殺后羿而代之，自立為王。
然后，太康弟仲康之孫少康與夏朝遺臣伯靡聯手，起兵打敗寒浞，恢復夏朝的統治地位，史稱“少康中興”；夏朝的統治這才得以鞏固，進入了國勢向上的相對穩定時期。
以上是夏朝的一些糾結的歷史，堯、舜、禹之間看似沒有任何關系，其實他們都與黃帝有著血脈關系。
堯：姓伊祁，名放勛，帝嚳之子（黃帝曾孫），十三歲輔佐兄長帝摯，封于陶地。十五歲改封于唐地，號為陶唐氏。十八歲，堯代摯為天子，都于蒲阪。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堯老，舜代替堯執政，堯讓位二十八年后死去。開創了“禪讓制”的先河。
舜：姓姚，名重華，字都君，謚曰“舜”。因國名“虞”，故又稱虞舜。他是帝顓頊（黃帝次子）的六世孫，自五世祖窮蟬起都是平民。帝舜從小受父親瞽叟、后母和后母所生之子象的迫害，屢經磨難，仍和善相對，孝敬父母，愛護異母弟弟象，故深得百姓贊譽。帝舜的孝，被后人再如《二十四孝》。
禹，叫文命。父親是鯀，鯀的父親是帝顓頊，顓頊的父親叫昌意，昌意的父親是黃帝。
這樣大家就很清楚他們的關系了。下面我們用簡單的家族世系來表述商朝和周朝。
殷商：成湯。家族世系：黃帝—少昊(又名玄囂)—蟜極—帝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上甲微—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商太祖成湯。
周朝：周文王名昌，家族世系：黃帝—少昊(又名玄囂)—蟜極—帝嚳—后稷(周始祖)—不窋—鞠—公劉—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周太王(古公亶父)—季歷—周文王姬昌。
綜上所述，夏朝、周朝、商朝，三個朝代的更迭都是自家兄弟的窩里斗。商朝和周朝天子的關系更近一些。這可真是親兄弟“明算賬”，不過這賬是誰當天子。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內蒙古的河套地區，秦朝大將蒙恬率領以步兵為主的秦軍，與兇狠的匈奴騎兵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剛剛統一天下的秦軍士氣正旺，一舉拿下了河套地區。匈奴殘部望風而逃，遠遁大漠。
然而，凱旋的秦軍得到的命令卻不是再接再厲，攻占漠北，而是轉攻為守，30萬大軍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就地修筑長城，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盡全國的財力、人力去修筑長城呢？因為秦始皇不僅是我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他肯定算過一筆經濟賬。
讓我們站在秦始皇的角度來思考對付匈奴的難題。首先，秦始皇統治的民眾基本上都是農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與匈奴作戰，就需要相當數量的騎兵。把平時基本不騎馬的農夫轉變為強大的騎兵，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訓練，同時由于這些農民當了兵，不能再從事農耕了，還要蒙受生產上的勞動力損失。
況且即使有了強大的騎兵，要送他們到北方草原深處作戰，糧草的運輸和損耗也是一筆很可怕的開銷。古代沒有高速公路和鐵路，也沒有大貨車，糧食運輸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艱難。史記中曾經記載，從中原地區運送1石糧食抵達北方的前線，路上運輸隊消耗的糧食竟達到了192石！
而匈奴騎兵的作戰成本卻很低，游牧民族從小在馬背上長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戰士，角色轉換很容易，甚至可以一邊放牧，一邊作戰，后勤保障比農耕民族好多了。
農耕民族作戰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戰的收益卻很可憐。即使占領了廣袤的草原，卻無法耕種，中原王朝的稅收是從農民的頭上獲取的，沒有了農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處？即使打贏了對游牧民族的戰爭，也要被高昂的戰爭成本壓垮。
漢武帝雄才大略，曾經在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勞民傷財，大大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直接導致了漢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軍五出漠北，苦戰多年，把蒙古各部趕得四處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卻是明朝。
反觀騎馬的游牧民族，他們來去如風，掠奪農耕民族積累的財富輕而易舉，收益驚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會不熱愛劫掠戰呢？
得想個招兒，改變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鑒戰國時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長城。有了長城這種防御工事，流動的戰場將會變為固定的戰線。游牧民族無法重演來了就搶、搶了就跑的鬧劇，必須先在長城一線與守軍打一仗。
如此一來，成本和收益就改變了。防守的農耕民族可以從附近的農田中獲得糧食，進攻的游牧民族卻遠離了放牧的草場。而且長城一線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堅固的關隘，農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線，游牧民族的騎兵就毫無用武之地，往往還沒有搶到東西，就先挨了一頓打。
依托長城打防御戰，農耕民族不用訓練騎兵部隊，訓練成本得以降低，又因為士兵原本就是農民，有了固定的根據地，熟悉農活的士兵們在閑時完全可以就地屯墾，后勤的負擔也小多了。
說句實話，農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雖然沒有讀過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之類的著作，但他大規模修筑長城的舉動，的確與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規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長城固然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內經濟壓力很大，但從長遠來看，秦始皇的這筆賬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條件、有需要，也都盡量采取修筑長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間，蒙古韃靼部常常進犯陜北、甘肅一帶，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討論防御事宜。大臣們算了一筆賬，如果征集5萬勞工，用兩個月的時間修葺長城，耗銀不過100萬兩；而派出8萬大軍征討韃靼入侵者，每年糧草、運費折合銀兩，總計耗銀近1000萬兩。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軍人可以在長城之內屯田耕種，獲得一定的糧食，這就節省了從內地調糧食到前線的巨額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們選擇了修建長城，我們今天看到的雄偉長城就是那個時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來到的馬可波羅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長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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