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川雅： 一“新”一“毅”用“足尖藝術”講好中國故事、紅色故事
“木蘭、木蘭、木蘭……” 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大衛·寇克劇院里，遼寧芭蕾舞團創作和演出的舞劇《花木蘭》落下帷幕，現場近
1939年7月，周恩來由楊家嶺駐地出發，前往中央黨校作報告，途中摔下馬來，造成右臂骨折，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前往蘇聯接受治療。機場送行時，周恩來夫婦的養女孫維世要求一起去蘇聯。
周恩來嚴肅地說：我去蘇聯治病，是中央決定的，主席批準的！你怎么能說去就去呢？
就在此時，同來送行的中央黨校校長鄧發無意地開了個玩笑，鄧發說：維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隨爸爸媽媽去蘇聯，那你就騎上我的馬去找毛主席，恐怕還來得及呀。
年輕的孫維世一聽，飛身上馬，直奔毛澤東住的窯洞。
得知孫維世來意后，毛澤東親筆批示同意孫維世去蘇聯學習。
孫維世沖出窯洞，策馬飛奔回機場，揮揚著紙條高喊：主席同意我去蘇聯了！
于是，孫維世隨機前往了蘇聯。在莫斯科，天資聰穎的孫維世學習了表演和導演藝術，為她日后從事話劇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孫維世的六姨任均后來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去蘇聯后的故事!
沒想到的是，維世在蘇聯一呆就是六七年，經歷了蘇德戰爭，也千辛萬苦的。那段時間，她學習戲劇，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系教育，這為她 后來從事戲劇導演工作奠定了基礎。后來維世回國，先在東北，國內戰爭爆發后，她沒再回到延安。1946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我到了晉綏邊區。一天碰見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楊之華，她告訴我，前段時間維世和我二姐都在這附近參加搞土改。二姐身體有病，維世就陪著她離開了。真可惜，我到這里晚了，沒見到她們，不知 道她們上哪兒去了。
1949年，在天津天和醫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維世了。而這次見面，我們高興不起來了。因為二姐病得很重。維世從來非常孝順母親，現 在，她又是跪在母親的面前，喂水喂飯，端屎端尿，又是來回找大夫，叫護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維世都哭得死去活來。我們一起陪著二姐的棺材，從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萬安公墓。
我和一達那時帶著孩子住在北京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維世跟組織上說，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組織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莊了，住我們隔壁的房間。 大家都知道維世的母親剛剛去世，報紙上也登了，來看她的人特別多，我和一達就幫忙接待。周恩來夫妻倆也來過。一見維世，鄧穎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著女 兒喬喬在旁邊，看到周恩來也很難過。大家在維世那房間里坐了很長時間，維世一直哭，他們老兩口就一直勸慰。
一天，王明、孟慶樹夫婦也來看維世，不巧維世不在，就到我們房間里來坐。他們問我二姐去世的情況，和維世的情況，聊了一會兒，留了地址，讓 我們有時間去他們家玩兒。王明夫婦在延安時認識我們，也知道我們跟維世是親戚。那時我看，王明是個和善的男人，孟慶樹是個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時曾經流傳王明以前追孟慶樹的故事。
后來我和一達到天津工作，維世則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歡的工作導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鄧穎超媽媽家去。她管鄧大姐叫媽媽。我們每次從天 津來北京，一定會去跟她聚會。開始在東單三條，后來她和金山住在張自忠路，跟歐陽予倩等人一塊兒住在一個深宅大院里。維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過我們幾次。 金山跟著維世叫我六姨，六姨長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結束以后，維世已死，金山還是叫我六姨。一達好和他開玩笑，老是跟他笑說：你別忘了，我是你的長輩，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開玩笑，兩個人一見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來都成老頭兒了，還總是沒個正形兒。我們在天津時，維世每次去開會或辦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從蘇聯回來，先到了天津，給我帶來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類，可把我高興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兒的了。她知道我孩 子多。后來我在保加利亞生的小兒子卡林，會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紅絲絨小大衣，誰都說好看，就是維世從蘇聯買來給我送到天津的，我給帶到保加利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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