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0月軟件業務收入同比增10%（新數據?新看點）
數據來源：工信部
制圖：蔡華偉 本報北京11月24日電 （記者王政）記者24日從工信部獲悉：前10月，我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運行態勢平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費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魏晉名士主要的生活內容是清談玄理，這也是被后世詬病的原因。放著工作不干，天天湊到一起瞎聊，清談誤國啊!西晉末年王衍本人的結局更是加重了人們的這一看法。他身居高位，整日組織人們清談，永嘉中率軍十萬全部覆滅，本人也死于石勒之手，中原紛崩離析，進而天下大亂，三百年戰火不熄。
具體到本條，王羲之本人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清談愛好者，雖然他一度為支遁的奇妙玄理所折服，跟劉惔、許詢、謝安等人關系也都不錯。棄官之前，王羲之的思想中有玄儒雙修的味道。這在他與謝安攜手登冶城時清楚地表現出來。此城為吳國造戰鼓的地方。當時，望著眼前的無限江山，謝安悠然遠想，露出超脫塵世的志趣;王羲之則感慨萬千，便有了下面的對話。謝安："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臥清談，這樣度過也當不負此生。"王羲之："我聽說古時大禹勤于國事，以致手腳都長了胼子;周文王處理機要，往往忙到半夜，還覺得時間不夠用。當下是多事之秋，四郊多壘，戰亂不息，這是士大夫的恥辱!值此時刻，每個人都應想著怎么為國家出力。可是，現在從建康到會稽，朋友們整天忙著清談，以致荒廢了政事，這恐怕是不合時宜的吧。"
謝安不動聲色，依舊遠眺江山："我只知道秦朝經歷了兩代皇帝就完蛋了，難道也是因為清談的原因嗎?老兄啊，你別犯病了。"在邏輯上，謝安的話沒問題。秦朝二世而亡，因其暴政而失去了人民。現在，東晉政府結合自身的特點和當前天下的形勢，采取的是無為而治的施政方針，與民寬松，能不管的就不管，難道不好嗎?謝安的潛臺詞也是沒問題的。東晉一代，上層名士們雖以清談為生活的主要內容，但并未與下面形成尖銳矛盾，至于后來有孫恩、盧循，但那并不是一次純粹的農民起義，且擾民害民甚重。王羲之終于沒能說過未來的丞相謝安。
魏晉時期，王謝豪門并稱，但其具體家風仍有不同。這種不同通過以上對答在無意中透露了出來。僅說東晉一代，王家從王導、王敦開始，雖然講求的也是名士風流、清談玄理，但歸其本質，其家族的心靈建構是儒(塵世進取之心)大于道(老莊放達之情)，從東晉到南朝，王家在朝廷上居要職的人要比謝家多得多，始終與最高權力者保持著關系;而謝家實際上從西晉末期的謝鯤那里，就已經把這個家族的門風確定了下來，經謝尚、謝奕，到謝萬、謝安，再到后來的謝靈運，其心靈是以老莊的放達之情為根本的，投身仕途只是高門之下自然而然的事，或者說僅僅為了保持門第榮耀的延續。也就是說，王家子弟走仕途多是主動的，謝家則是被動的，而且從歷史的現實來看，謝家在政治漩渦中遠沒有王家游刃有余。及至南朝，儒家重建，君主的絕對權威恢復，皇帝們再也不允許那些縱情使性的家伙們耍酷了，謝家子弟一時難以適應，最后才有了謝靈運、謝朓等人的悲劇。
從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險罪惡伴隨發生。我國古代自宋朝發行紙幣開始，制造假幣的行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獲的一起偽鈔案中，一次性起獲假幣30萬元，參與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明顯呈規模化、團伙化傾向。元代鉛山州(今江西鉛山縣)素以制造假鈔聞名，吳友文所造假鈔遠至江淮、燕薊一帶，他本人也以偽鈔致富，豢養打手，常派人威脅告發他的人，甚至與官府中專門負責打擊偽造假鈔活動的官員對抗。
面對如此囂張的偽鈔犯罪活動，歷代采取了形式多樣的防偽措施，大致歸納有以下幾種：
一、嚴刑峻法，獎懲并行，嚴禁偽幣的制造和流通
古時針對民間的貨幣作偽，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過法律的嚴厲懲戒來遏止作偽者的不法行徑。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頒行的《宋刑統》中規定：“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詔：“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鎉錢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滿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鑄者棄市。”對于私鑄銅錢者，不計鑄造數量的多寡，皆處以死刑。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規定銅錢每貫必須“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標準者限一月送官，官給銅價，“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鑄之人作法處死”。南宋時期，由于銅的產量銳減，為了確保現有的銅材，對私鑄銅錢者的處罰更甚，除“私鑄錢者絞”之外，對于相關失職人員亦有輕重不等的懲罰。再后來，隨著紙幣的出現，鑄幣額銳減，這時的紙幣已經成為流通中的主要貨幣，其行用量大且廣。
和鑄幣相比，紙幣作偽更易而獲利更豐。因此政府三令五申，嚴禁偽造，并進一步加重對違反者的處罰。當時，將偽造犯人處斬已成定律，并增設了支賜陳告人的獎賞制度。具體說來就是懲罰偽造、包庇、轉用偽幣者，處分失察的官員和鄉耆;獎賞告發人和自首者，獎勵查獲偽鈔的官員。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定偽造會子法規定：“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愿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愿補官者聽。”宋代規定告發者賞銀千貫，金代規定賞銀三百貫，元代規定除賞鈔五錠外，還將犯人的家產全部賞給告發者。在這些獎賞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對會子法還進行了不斷的完善和充實。這些都是政府貫徹“嚴刑峻法，獎懲并行”原則，以嚴厲打擊私鑄偽幣者的最好體現。
二、嚴格管制幣材以杜絕作偽之源
鑄造錢幣需要銅、鐵、錫等金屬材料，制偽鈔則需要鈔紙。北宋時期，莊綽就已經指出貨幣作偽在于“物料寬剩，適足以資盜竊”。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銅源，盜鑄者就會有足夠的鑄幣資源，為了從源頭上制止作偽，政府就應該采取禁銅、榷鐵以及壟斷鈔紙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當時控制幣材的具體措施就包括：禁止民間私自開采和冶煉原銅、私相買賣銅料、鑄造銅器出賣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斷不法之徒的私鑄之源。宋代時期，民間銅器制造業不斷發展，因此一些銅器作坊商就借此機會私鑄銅幣以牟取暴利。為了集中幣材以供宋朝政府鑄錢之專用，根據《宋史》卷180《食貨下二》的記載，宋朝法律就規定：“凡山川之出銅者悉禁民采，并以給官鑄焉。”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也令江南諸州官府所處貯雜錢：“每貫及四斤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
宋朝時期還規定，宮廷寺觀法器、軍器、銅鏡、銅鑼等銅制金屬品均由官府制造出售，民間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銅鐘等物，則由有關方面提出申請，獲準之后在官府派員監督下方可鑄造，至于門上銅釘、銅飾等銅制品則一律禁絕。通過上面這一系列的措施，宋朝官府收繳、集中了私人手中的大量幣材，有效、充分地壟斷了銅源，強化了它的貨幣管制制度。
精選幣材紙幣最早出現在四川，當地官員在與制造偽鈔活動做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他們認為只要在制造印鈔紙上多下功夫，選擇一般人難以偽造的特制紙，便可有效地仿偽。為此，他們制作了光亮潔白、經久耐用精品紙專門用于印鈔。史書記載，“鈔用川紙，物料既精，工制不苛，民欲為偽，尚或難之”。朝廷的一些定點紙局所造紙張比不上川紙，因此，川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了印鈔紙專用紙。這種紙張只許印鈔，不準民間采購，目的是為了有效地防偽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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